漁業，一個古老而又新興的產業，與人類文明的腳步相伴而行、齊步而趨。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1950年2月，第一屆全國漁業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確定了漁業生產先恢復后發展和集中領導、分散經營的方針，要求依據“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原則，對恢復漁業生產作出部署。1956年5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水產部正式成立。
1958年，毛澤東主席批示“三山六水一分田，漁業大有可為”。
20世紀70年代末期，鄧小平同志指出，發展漁業“有個方針問題。”“應該以養殖為主，把各種水面包括水塘都利用起來。”1980年4月，他在聽取《關于編制長期規劃的意見》時談到，要發展多種副業，發展漁業和養殖業。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漁業發展、關心漁民群眾生產生活，多次深入到漁區視察調研，在山東、海南、浙江、吉林等地，進漁村，訪漁民，對漁業發展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七十年，經過幾代漁業人的奮力拼搏，我國漁業取得了歷史性變革和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探索出一條產業發展與生態環保相結合、綠色可持續發展的路子。在保障農產品供給和國家食物安全、增加農民收入和農村就業、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世界漁業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和“中國力量”。
七十年，中國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是共和國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總結新中國漁業七十年的發展經驗，得益于政策推動、市場拉動、科技驅動；得益于廣大農民、漁民群眾辛勤努力；得益于各部門與社會形成合力，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漁業現代化發展道路。
回首一幕幕往事，梳理一個個節點，披閱浩若煙海的產業發展畫卷，大國漁業崛起的步伐，留下堅實印跡。
高速增長的中國漁業
人類的祖先“逐水草而居”，在樹上摘果子，在山川曠野狩獵，也在水中捕魚。《詩經·小雅》記載：“南有嘉魚，烝然罩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生動展示出先人吃魚暢飲的生活場景。
在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上，百分之七十的面積被海洋覆蓋，百分之九十的動物蛋白存在于海洋之中。千百年來，臨海而居的人們，張網捕魚，是一種習慣和本能，是“靠海吃海”的生存之道。史料記載，自西漢以來，南海諸島及東南亞各國沿岸，就留下了我國沿海漁民出海捕魚的蹤跡。
然而，從原始漁獵到馴化家養，從天然捕撈為主到人工養殖為主，從粗放式發展到資源合理利用，我國漁業逐漸發展壯大，真正形成一個完整產業體系，不過幾十年光景。
時光移至1979年，2月27日《財貿戰線》發表社論《大力發展水產養殖事業》，3月13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漁區要以漁為主》，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記者述評《圍湖造田，得不償失》，4月17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認真繁殖保護水產資源》，4月24日《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加速漁業生產的發展》。
中央媒體十分罕見地、持續不斷地關注漁業報道，透露出黨和國家政策導向，吹響加快漁業發展集結號。從漁民群眾增收致富的迫切愿望出發，從解決老百姓“吃魚難”、豐富城鄉居民“菜籃子”的現實需求出發，漁業必須加快發展。
1982年下半年，國務院批轉農牧漁業部《關于加速發展淡水漁業的報告》，要求要落實水面使用權，長期不變。隨后全國主要漁區掀起水域灘涂承包熱潮，廣大群眾發展水產養殖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同時沿海漁區推行“大包干”責任制，以作業漁船為基本單位進行生產核算，對沿海捕撈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農業生產上實行的大包干、聯產承包責任制等經營制度，在漁業領域普遍推廣，執行得更加徹底。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放寬政策、加速發展水產業的指示》，明確了漁業發展“以養殖為主，養殖、捕撈、加工并舉，因地制宜，各有側重”的方針，提出把加速發展水產業作為調整農村產業結構、促進糧食轉化的一個戰略措施來部署。
這個“中央5號文件”是對我國漁業前幾十年探索經驗的總結，是指導未來發展的一個綱領性和里程碑式的文件，產生了持久的引導力、推動力。
1949年，全國水產品總產量45萬噸，人均占有量為0.8公斤；
1978年，全國水產品總產量465萬噸，人均占有量為4.8公斤；
1995年，全國水產品總產量2146萬噸，人均占有量提高到18公斤；
2018年，全國水產品總產量6458萬噸，人均占有量46公斤，比全球人均占有量高出一倍。
漁業經濟產值在農業總產值中的份額，由新中國成立之初的0.3%，提高到1978年的1.6%，再提高至2018年的11%左右。我國水產品總產量占全世界的近40%，水產養殖產量占60%以上。
從1989年起，我國水產品產量躍居世界第一位，已經連續30年保持世界第一。
2018年，全社會漁業經濟總產值25864億元，其中漁業產值12815億元，漁業工業和建筑業產值5675億元，漁業流通和服務業產值7374億元，三個產業產值的比例為50:22:28。
我國漁業人口1879萬人，其中傳統漁民為618萬人，漁業從業人員1326萬人。據對全國1萬戶漁民家庭當年收支情況調查，2018年全國漁民人均純收入19885元，比上年增加1432元，增長8%。
美國著名生態經濟學家萊斯特·布朗在20世紀80年代曾發出“誰來養活中國？”的疑問。2008年當他再次到訪北京時，向媒體記者表示，過去的二三十年中，中國的淡水漁業取得長足的發展，對世界是一個重大貢獻。中國的水產養殖不僅為人們提供了大量優質蛋白質，還為國家糧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他認為“中國的淡水漁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技術。”
穩定供給的中國漁業
新中國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以“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生活的需求”“把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作為奮斗目標。
上世紀6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國人，大多體會過挨餓的滋味，知道什么叫“吃糧難”“吃魚難”。江河湖海里自然生長的魚蝦，“摟到懷里都是菜”。“70后”往后的人，很難想象，作為現在全球最大的水產品生產國，幾十年前卻面臨著“吃魚難”的窘況。
沒有糧食或飼料用來養魚，普通老百姓常年“食無魚”，農村人只是逢年過節買條魚，或者生產隊分點魚，改善改善生活；城里人憑票供應，在副食商店能買到幾條帶魚。
沒有錢來造船，捕撈能力低下，海洋里有魚撈不上來，只能在海邊小打小鬧。漁業長期處于“可有可無”的副業地位。
1978年10月18日，一篇題為《千方百計解決吃魚問題》的人民日報社論，發出了保障水產品供給、解決“吃魚難”問題的信號。
198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對農牧漁業部《關于加速發展淡水漁業的報告》的批語中指出，當前，魚是各種副食品中最緊缺的，城鄉到處吃魚難。必須在抓住糧食生產的同時，發展畜牧和水產業，逐步而適度地改變居民的食物構成。希望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像“重視耕地一樣重視水面的利用”。
發端于農業農村的中國改革開放之路，由土地承包拉開序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徹底解放了農業生產力，為新中國對農村土地制度的艱難探索“解了扣”，也讓中國農民一步越過溫飽線。從“吃糧難”到“賣糧難”的過程，不過短短幾年時間。
五谷豐登，國家和農民手中有了“余糧”，水產養殖和畜牧養殖興旺起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形成了強大的市場拉動力。
改革開放之初，國家對水產品實行統一定價、統一收購制度；到1979年起逐步實行派購和議購相結合，開放水產集市貿易的“雙軌制”；到1984年除對蝦、帶魚外，其余水產品都放開。
1985年的“中央5號文件”，更明確了漁業“兩個放開”：一是經營體制放開，明確養殖生產可以承包到戶，并可請幫工、帶學徒經營；捕撈生產可以以船為基本核算單位，船網工具還可以折價歸船上漁民所有；二是水產品一律不派購，價格放開，實行市場調節。
也就是說，從1985年起，魚貨就敞開購銷、隨行就市了。而取消糧票、實行糧食自由買賣，是在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之后。“摸著石頭過河”，漁業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先行一步，為農業、為整個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鋪石探路。
從上世紀80年代末起，我國解決了城鄉居民“吃魚難”問題，水產品供給日趨充裕，至今保持了國內水產品市場的長期穩定繁榮。為保障我國農產品市場供給和食物安全、有效改善城鄉居民營養膳食結構做出了重要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農業是支撐我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的穩定器、壓艙石；而漁業，是這個穩定器、壓艙石的重要砝碼。
隨著大眾消費升級，現在的農產品市場，不再有嚴格意義上的必需品、替代品。一頭大蒜、一個草莓等等，如果產量下跌，馬上會成為市場與社會熱點。多年來，之所以沒有“魚周期”的說法，也不會聽到“水產品自由”的調侃，是因為全國人民幾十年保持著“水產品自由”，水產品品種豐富，不同品種可以相互補充、盈缺互濟，西方不亮東方亮，選擇余地很大。
2018年我國人均水產品占有量達到46公斤，占人均動物蛋白消費量的1/3以上。七十年來中國人口增長了1倍多，人均水產品消費量提升了50多倍。對于普通民眾來說，“四大家魚自由”一直有，“小龍蝦自由”“大閘蟹自由”“海產品自由”可以有，為幸福生活提供了源泉。
發展中的中國，正處于生長發育期，老百姓需要攝入更多的動物蛋白。“從魚塘到餐桌”的全過程質量管理，為國內市場乃至國際市場長期提供豐富、優質的水產品奠定基礎。2018年全國產地水產品監督抽檢合格率99.6%，連續多年未出現重大水產品質量安全事件。
轉型升級的中國漁業
上世紀50年代初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我國開始組建國營海洋漁業捕撈公司，重點作業漁區在黃渤海和東海的近海區域，主要從事底拖網和圍網捕撈作業。那時近海漁業資源非常豐富，大連獐子島流傳有“棍打獐子瓢舀魚”的佳話。
到上世紀60年代，由于機動捕撈漁船較少，捕撈能力較低，我國四大海域渤、黃、東及南海漁業資源仍然十分充足。
1973年8月，我國第一批燈光圍網船隊進入黃海東部作業。到1975年末，國營海洋捕撈企業200馬力以上漁輪已經發展到1000余艘，木質漁船基本淘汰。
1979年往后的十年間，我國鋼質海洋捕撈漁船發展到近10萬艘，海洋捕撈總產量達到1000萬噸。由于過量的捕撈，造成了我國沿海及其外海的漁業資源嚴重衰退和破壞。
壓縮捕撈，繼續加快水產養殖業勢在必行。
1988年我國水產養殖產量首次超過捕撈產量，成為當時世界上唯一養殖產量超過捕撈產量的國家。漁業產量中養殖與捕撈之比，從1978年的26∶74、1985年的45∶55，到2018年達到77∶23。
在保持產量增長、滿足人民群眾需求的前提下，在“以捕為主”向“以養為主”轉變過程中，水產養殖業自身的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也在持續推進。往哪里轉型升級呢？往質量效益型漁業轉型，往資源養護型漁業轉型，往生態健康型漁業轉型，往綠色環保型漁業轉型。
1999年起，原農業部提出海洋捕撈產量實行“零增長”計劃，得到沿海各地的積極響應。1998年國內海洋捕撈產量1497萬噸，到2018年已經下降為1044萬噸，減少了近1/3。
本世紀初，我國開始實施海洋捕撈漁船“雙控”制度，確定從2002年起5年內全國減少3萬艘海洋捕撈漁船，海洋捕撈漁船控制制度由“總量控制”轉入“總量縮減”。
與“零增長”目標和海洋捕撈漁船“雙控”制度相配套，尤其在世紀之交我國先后與日本、韓國和越南簽署了雙邊漁業協定后，針對我國部分漁民將從周邊國家海域漁場撤出等新情況，經國務院批準，中央財政設立了漁民轉產轉業專項資金，原農業部出臺漁民轉產轉業政策，制定《海洋捕撈漁船減船轉產規劃》，積極引導漁民轉產轉業。
黨的十八大以來，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指導思想，全國漁業行業踐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以“提質增效、減量增收、綠色發展、富裕漁民”為目標，提出了“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方針。
2016年，原農業部印發《關于加快推進漁業轉方式調結構的指導意見》，提出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轉變發展方式，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漁業發展重心由注重數量增長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更加突出質量效益，更加突出生態民生，開啟了漁業全面轉型升級的新征程。
各地圍繞生態健康環保發展水產養殖業，改造傳統池塘養殖，優化陸基工廠化養殖，推廣漁農綜合種養，規范大水面生態漁業，拓展深遠海設施養殖、鹽堿水養殖、循環水養殖等諸多養殖模式方式。
稻漁綜合種養，堅持“生態安全”“質量安全”的發展路徑，堅持“穩糧增收”這一根本前提，不與人爭糧、不與糧爭地，找到了解決國家“要糧”與農民“要錢”矛盾的一把金鑰匙。從2005年開始，農業農村部先后在13個省份建立了19個稻漁綜合種養示范點。全國稻漁綜合種養面積已發展到3000多萬畝，畝均增收1000元以上。
2018年9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吉林省松原市查干湖考察，親臨熱火朝天的撒網捕魚現場。習近平強調：“保護生態和發展生態旅游相得益彰，這條路要扎實走下去。”他還囑托當地干部群眾“一定要守住查干湖這塊金字招牌”。
查干湖是一塊什么樣的“金字招牌”呢？以漁業為基，以生態為根，以文化為魂，以富民為本，這里是高質量綠色發展、漁業與生態協調的典范；因魚而生，因水而旺，傳承漁獵文化，天然旅游勝地，這里是產業融合、魚水共歡的漁文化綜合體；68種魚類，239種鳥類，生物寶庫，世外桃源，這里是東北大地上的生命奇觀。
近20年來，查干湖、千島湖等為代表的大水面生態養殖，“以水養魚、以魚活水”，實行輪放輪捕，形成良性循環，保護生態與漁業生產、生態旅游相得益彰。
2019年初，農業農村部等10部委聯合發布《關于加快推進水產養殖業綠色發展的若干意見》，加快推進水產養殖業綠色發展，既是落實新發展理念、保護水域生態環境、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建設美麗中國的重大措施，也是優化漁業產業布局、促進水產養殖業轉型升級的必然選擇。
2019年3月，農業農村部成立大水面生態漁業領導小組，啟動新一輪統計調查、重點區域調研、科技創新研究、專家論證等系列活動。當年9月，大水面生態漁業現場推進會在浙江德清召開，向全國推廣千島湖的“大頭魚保水、小頭魚治水”的生態漁業模式。
千島湖大力推進實施“以魚保水”“以魚治水”工程，湖區漁業資源蘊藏量達15萬噸，經濟價值40億元。千島湖水質常年保持國家I類水體，成為浙江省淡水漁業資源寶庫和中國水庫生態保護和生態漁業發展典范。
據統計，截至2018年，我國面積5000畝以上大型天然宜漁水體約1500個，湖泊和水庫養殖面積約占全國淡水養殖面積的52%，產量僅占全國淡水漁業產量的20%左右。大水面是我國漁業的重要陣地，必須發展好、利用好，做好這篇大文章，打造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綠色發展的樣板。
科技支撐的中國漁業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強才能產業強。完備的科教體系、強勁的科研實力、完善的推廣隊伍，為高水平現代化的中國漁業提供了有力支撐。
上世紀50-60年代，我國水產科技體系建設起步。在農林部中央水產實驗所（黃海水產研究所前身）的基礎上，陸續按海區、流域和專業布局，建立了一些省部屬的水產科研機構，加上水產院校和中科院相關科研機構，形成了我國水產科研體系的雛形。全國水產技術推廣體系也隨之建立。
新中國水產科技事業，面向漁業生產的需求，在養殖、捕撈、資源調查等領域開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以家魚人工繁殖技術、海帶人工育苗養殖技術為代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原始創新成果。
1958年起，以鐘麟為代表的科學家團隊先后攻克了鰱、鳙、草、青、鯪魚的人工繁殖技術，建立完善了親魚培育、催情產卵、受精、孵化等一整套技術體系，結束了養殖魚苗依賴天然捕撈豐歉難保的歷史，成為漁業從“狩獵型”向“農耕型”過渡的關鍵標志，也為后來其他水產養殖動物的人工繁殖技術研究奠定了基礎。
上世紀50年代，朱樹屏、曾呈奎等開展海帶育苗、養殖和品種選育研究，發明了海帶自然光育苗、筏式養殖、施肥養殖技術，解決了海帶南移養殖技術，建立了一整套海帶養殖技術體系。
伴隨著改革開放和全國科學大會召開，我國迎來了科技的春天，水產科技界也煥發創新活力。1978年，國家組建了隸屬農林部的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1982年，原國家水產總局所屬的各個水產研究所統一劃歸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管理。
漁業科技創新，首先體現在養殖品種的人工繁育上。種子是農業的“芯片”，苗種也是漁業的“芯片”。
上世紀80年代以后，對蝦工廠化育苗技術、海灣扇貝人工育苗技術、大黃魚和大菱鲆等海水魚類人工養殖技術紛紛取得突破；育成了兩個重要新品種——建鯉和松浦鯉。
1981年，趙法箴院士等攻克了對蝦工廠化全人工育苗技術，使對蝦養殖由原來主要依靠天然苗的小規模半人工養殖，進入到大規模全人工養殖時期。
1983年，趙乃剛等突破了河蟹人工育苗技術。由農牧漁業部和安徽省科委投資興建的我國第一個河蟹人工半咸水育苗基地，在安徽滁縣竣工，1984年首次育成1050萬只蟹苗。
1985年，劉家富團隊以自然海區性成熟大黃魚為親魚，成功培育出7343尾種苗，突破了大黃魚“離水即死”的世界性技術難題，1990年攻克了全人工批量育苗技術。
1991年，張福綏院士等突破了海灣扇貝引種、育苗和養殖技術，把美國大西洋海灣扇貝引進到我國海域養殖，使扇貝從海珍品成為大眾餐桌上的佳肴。
蒙釗美等科研人員研究成功大珠母貝人工育苗、養殖及插核育珠技術，提出了一套具有我國特色的育珠新工藝，打破了國際上培育大珠的技術壟斷。
雷霽霖院士等從英國引進大菱鲆，突破大規模育苗技術難關，完成了大菱鲆繁殖和養殖系列工藝研究，并迅速形成新興產業。
夏德全院士、李思發研究員等全面突破了全雄羅非魚大規模育種技術，建立了羅非魚規模化健康養殖技術體系，使得全雄羅非魚養殖成為一些地區漁業的支柱產業，羅非魚出口居我國魚類之首。
目前，我國自主培育的水產新品種已達215個。人工育苗及養殖技術的一次次突破，掀起淡水養殖、海水養殖的一次又一次浪潮。我國水產養殖形成了“研究開發一個品種、集成一套技術、發展一個產業”的主要發展模式。
漁業科技創新，還體現在養殖模式與養殖技術上。健康養殖成為主流，新技術新模式大量涌現。上世紀90年代的網箱、工廠化養殖技術，以及進入本世紀以來，深水抗風浪網箱養殖、生態健康養殖技術的推廣，推動了我國水產養殖業向生態、安全、高效方向發展。
唐啟升院士等主持的基礎科學研究，從九五科技攻關項目的“海水養殖容量”研究，到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研究成果“貝藻養殖碳匯”及“碳匯漁業”，使漁業的綠色發展有了堅實充足的科學依據。
危起偉和他的團隊為瀕危中華鱘和長江水生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潛心研究20多年，發現、揭示了中華鱘自然繁殖機制，突破了大規格苗種培育、野生親體繁殖保護和救護康復關鍵技術難題，建立了完整的中華鱘自然種群保護技術體系，為我國中華鱘以及珍稀瀕危水生生物保護做出重要貢獻。
在新世紀，我國漁業科技工作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和促進產業發展為核心，重點加強漁業資源保護與利用、漁業生態環境、水產生物技術、水產遺傳育種、水產病害防治、水產養殖技術、水產加工與產物資源利用、水產品質量安全、漁業工程與裝備、漁業信息與發展戰略等十大重點研究領域的學科建設，系統建立了現代漁業產業技術體系，加快了關鍵技術突破、系統集成和成果轉化，為促進漁業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了強有力的科技支撐，加快了我國現代漁業建設的進程。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漁業科技加快關鍵技術突破、技術系統集成和科技成果轉化，大宗淡水魚、羅非魚、蝦、貝類等7個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不斷健全，循環水、稻魚綜合種養、多營養層級立體養殖等生態養殖模式不斷推廣，物聯網養殖設備、大型深海養殖裝備不斷涌現，重點品種藥物殘留檢測監測、水產苗種產地檢疫水平不斷提升，水產品質量安全追溯試點穩步推進。
2018年，我國漁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已超過60%，在大農業中處于領跑位置。
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下屬十幾個科研所，以及各級漁業科研院所，加上上海、青島、大連、湛江、廈門等知名水產大學，漁業的科研教育體系非常完善。2016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漁業科研機構有103個，漁業科研機構從業人員達到6726人。
全國水產技術推廣機構把先進適用技術落實到田疇池塘、江河湖海，轉化成現實漁業生產力。截至2018年，全國水產技術推廣機構共有1.4萬多個、技術推廣人員4萬余人，建成國家級水產技術推廣示范站236個。
生態優先的中國漁業
綠色生態，是大國“三農”的底線，更是漁業的底色與依托。漁業是資源依賴型、資源養護型產業。不能竭澤而漁，必須處理好產業發展與資源、環境的關系，探索資源開發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并行的路子。
隨著對漁業資源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意識的增強，我國及時設立海洋伏季休漁制度、長江等重要內陸水域禁漁期制度，啟動實施海洋漁業資源總量管理制度，實施人工魚礁、增殖放流等一系列水生生物資源的養護措施，大力開展以長江為重點的水生生物保護行動，加快推進海洋牧場建設，漁業資源衰退的狀況得到了有效遏制。
1995年，國務院決定實施海洋伏季休漁制度，批準首次在東海、黃海實行伏季全面休漁，到1999年休漁范圍擴大到渤海、黃海、東海、南海四個海區。海洋伏季休漁制度實施20多年，每年涉及沿海11個省（區、市）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休漁漁船達十幾萬艘，涉及漁民上百萬人。
黨的十八大以來，為進一步保護和合理利用海洋生物資源，農業農村部多次調整完善海洋伏季休漁制度。2017年5月1日起，我國北緯12度以北的海域除釣具外的所有作業類型都要“船進港、人上岸”。休漁期提前了一個月，使海洋漁業資源得到了充分的休養生息。三四個月休漁期后，沿海各地開漁捷報頻頻，漁民“第一網”喜獲豐收，一些多年不見的魚類又重新出現。
今年1月，農業農村部又對外發布了《關于實行海河、遼河、松花江和錢塘江等4個流域禁漁期制度的通告》，大江大河禁漁期制度，已陸續推廣到珠江、黃河、海河、遼河、松花江、錢塘江等等，實現我國內陸七大重點流域禁漁期制度全覆蓋和我國主要江河湖海休禁漁制度全覆蓋這兩個“全覆蓋”。
生命長江，是橫亙在中華大地上的一道生態屏障，也是地球上極其重要的淡水水生生物基因庫，一條資源豐富的河流，擁有水生生物4300多種，其中魚類400多種，包括170多種為長江特有，占我國淡水魚品種總數的48%。
由于長期受到多種人為干擾的影響，長江流域的水生生物資源嚴重衰退。長江干流每年的天然捕撈量已從1954年的43萬噸降至不足10萬噸，“魚米之鄉”面臨魚類資源枯竭威脅，鄱陽湖、洞庭湖水系“長江四大家魚”產卵場幾近消失。
漁業部門較早意識到這個問題，并率先把“長江大保護”付之行動。2002年，在長江中下游試行為期三個月的春季禁漁。2003年，經國務院批準在長江流域正式實施長江禁漁期制度。這是繼海洋伏季休漁制度之后，國家層面設定的重要內陸水域休禁漁制度。
這項重要舉措，共涉及長江流域11個省（區、市），8100多公里江段。禁漁范圍為云南省德欽縣以下至長江口的長江干流、部分一級支流和鄱陽湖區、洞庭湖區；“葛洲壩以上水域”禁漁時間為每年2月1日—4月30日，“葛洲壩以下水域”禁漁時間為每年4月1日—6月30日；禁漁對象為所有捕撈作業。
2006年，國務院頒布《中國水生生物資源養護行動綱要》，標志著水生生物資源養護提升為國家行為，步入嶄新歷史階段。
2007年，從事魚類研究的專家院士齊聚上海“長江論壇”，集體簽名發表《上海宣言》，提出“要打生態牌，不打經濟牌”，倡議“建設和諧長江”。
長江沿線洞庭湖、洪湖等通江湖泊，拆除圍網，退漁還湖，大批漁民結束“水上漂”的日子，轉產專業，上岸定居。
長江禁漁期制度實施17年中，農業農村部多次調整、不斷細化完善方案。2016年對長江流域禁漁期制度做出較大調整：擴大了禁漁范圍，覆蓋了長江主要干支流和重要湖泊；長江上中下游的禁漁時間統一為每年3月1日0時至6月30日24時，從3個月延長到4個月，使禁漁期涵蓋長江流域大部分水生生物的主要產卵繁殖期。
2016年年底，長江流域漁政監督管理辦公室正式發布《長江江豚拯救行動計劃（2016-2025）》，要求以原地保護、遷地保護和遺傳基因保護為重點，集全社會力量加快推進實施長江江豚拯救行動。
2017年，流經云南、貴州、四川三省的長江一級支流赤水河作為試點，率先實施全面禁漁10年。從2018年1月1日起，長江流域內332處水生生物保護區率先逐步實施全面禁捕，這意味著長江流域全年禁捕工作啟動。
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指出，以長江為重點開展水生生物保護行動，率先在長江流域水生生物保護區實施全面禁捕，是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共抓大保護”指示精神的具體行動，一定要堅決抓落實。
農業農村部高度重視水生生物重要棲息地和關鍵生境的保護工作，根據珍稀瀕危水生物種的分布特點，針對不同保護對象和保護區域，因地制宜，分類分區施策，建立水生生物自然保護區200余處，總面積10多萬平方公里；劃定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535個，重要漁業水域生態環境和水生生物資源得到保護。
我國歷年累計增殖放流各類水產苗種及珍稀瀕危物種，已超過2000億單位。通過開展中華白海豚、江豚保護活動、世界海龜日科普教育活動，水生野生動物保護理念深入人心。每年的6月6日“全國放魚日”活動，都有大量民眾參與。
重視資源環保、生態優先的漁業方略，一系列重大舉措的劃時代意義，必將被歷史銘記。
走向遠洋的中國漁業
深藍色的海洋，蘊藏著豐富的生物資源，是魚蝦貝藻的美麗家園；蔚藍色的星球，承載著人類的歷史與夢想，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搖籃。古老中國，開啟了鑒真東渡、鄭和下西洋等航海壯舉，將民族智慧匯入世界海洋文明的大潮。
改革開放，解放了思想，開闊了眼界，找準了航向。公海資源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伴隨著世界走向和平利用海洋資源的時代，我國政府開始把眼光移向外海大洋，全面研究制定開拓海洋漁業新局面的方針、政策、措施。從近海走向公海、走向深藍，遠洋漁業迎來了發展機遇。
1983年，國務院批轉農牧漁業部《關于發展海洋漁業若干問題的報告》，提出海洋漁業要突破外海，發展遠洋漁業。此后，派出15個團組對有關國家進行漁業考察，先后與幾內亞比紹簽訂捕魚協議，與意大利實達高公司在拉斯帕爾馬斯合資成立中達漁業有限公司，與塞內加爾成立中塞漁業有限公司等，著手籌劃并組建了第一支遠洋漁業船隊。
1985年3月10日，中國水產總公司派出由13艘漁船、223名船員組成的我國歷史上第一支遠洋漁業船隊，共13艘600馬力拖網漁船和一艘冷藏運輸船，迎著八級風浪駛出閩江口。船隊沿臺灣海峽駛向南中國海，穿越紅海、蘇伊士運河、地中海，經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大西洋。223名勇士遠征大洋，劈波斬浪，歷時50天，航行1萬多海里，于4月29日到達西班牙加那利群島的拉斯帕爾馬斯港，開始在西部非洲協議合作國家的海域作業。
當年年底，遼寧大連海洋漁業集團的“耕海”號大型單拖漁輪駛向白令海作業。隨后，各支遠洋漁業船隊陸續向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海域進發。
“中國遠洋漁業元年”的1985年，值得銘記。標志著我國遠洋漁業“零的突破”，在大農業中率先實現“走出去”。
1989年，我國遠洋漁業企業和科技工作者，通過產學研相結合，成功開發了日本海漁場，又實現遠洋魷釣業“零的突破”。此后從日本海單一漁場，陸續擴展到西北太平洋、東南太平洋、西南大西洋和印度洋四大公海，走過了光輝歷程。截至2018年底，全國已有600余艘遠洋魷釣漁船，產量達52萬多噸，約占世界魷魚產量的20%，產值約70億元，魷魚年產量連續9年居世界第一。
1995年3月8日，江澤民、李鵬等中央領導同志題詞祝賀中國遠洋漁業創業和中國水產總公司成立十周年。毛里塔尼亞、塞內加爾、塞拉利昂、也門、阿曼、幾內亞比紹等國家漁業部長訪華，參加了慶典活動，同時分別進行了雙邊漁業會談，進一步推動我國對外經濟合作和遠洋漁業的發展。江澤民同志題詞“擴大國際經濟往來，發展我國遠洋漁業”。
2001年，國務院批準原農業部編制的《我國遠洋漁業發展總體規劃》，提出在穩定過洋性漁業的同時，加快開發金槍魚、魷魚等大洋性漁業資源；加強公海漁業資源調查和探捕，將單一拖網捕撈改為釣、圍為主；著力推廣精深加工、超低溫冷凍技術，延伸產業鏈條。并制定南沙漁業開發優惠政策，加快了南沙漁業的發展。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和五中全會，提出“扶持和壯大遠洋漁業”“發展遠洋捕撈”。2012年，中國遠洋漁業協會經國家批準正式成立。
黨的十八大以后，遠洋漁業迎來新的戰略機遇。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建設海洋強國”；2013年2月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海洋漁業發展問題，把海洋漁業提升為戰略產業；隨后出臺《國務院關于促進海洋漁業持續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
201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訪問東盟國家時提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宏大構想，為遠洋漁業順勢而為提供了新的機遇和動力。
我國遠洋漁業異軍突起，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持續快速發展，到1994年產量達69萬噸，成為世界主要遠洋漁業國家，到2018年總產量和總產值分別226萬噸和263億元。僅用了30多年就走完了一些發達國家一百多年走過的路程，使我國成為世界上重要的遠洋漁業國家之一。漁船規模、裝備水平、捕撈加工能力、管理水平、科研水平已躋身世界前列。
我國遠洋漁業科技進步明顯，形成了比較完善的捕撈和加工技術體系。自主設計、建造大型專業化遠洋漁船能力顯著提升。形成了以捕撈技術、資源調查與探捕、漁情海況預報、漁用裝備研發、水產品加工等為主要內容的科技支撐體系。建立了遠洋漁業數據中心、遠洋漁業工程技術中心、遠洋漁業學院、遠洋漁業國際履約中心等機構，資源評估、研究開發和國際履約能力不斷提升，培養了一大批遠洋漁業專業人才。遠洋漁場漁情速預報技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推動我國遠洋漁業快速發展，有力支撐了我國漁業“走出去”戰略。
2018年，全國遠洋漁船達到2600多艘，遠洋漁業企業超過160家。建設了30多個遠洋漁業海外基地，在海外建立了100多個代表處、合資企業和后勤補給基地。作業海域涉及42個國家（地區）的管轄海域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公海以及南極海域。大洋性漁業投產船數和產值分別占遠洋漁業總船數和總產值的57%、71%，公海魷魚釣船隊規模和產量居世界第一，南極磷蝦資源開發取得重要進展。
合作與發展，是遠洋漁業發展的題中之義。我國遠洋漁業的發展為所在國主要是發展中國家，通過采用投資與貿易合作、勞務與技術合作、資源與資金合作等多種方式，發展水產捕撈、冷藏加工、物資貿易等合作，在境外投資建廠建基地，帶動了合作國家漁業經濟發展和人員就業，僅在非洲地區就創造了數萬人次的就業機會，繁榮了當地市場，為合作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積極貢獻，實現雙贏。遠洋漁業不斷壯大，填補了我國過去長期在公海漁業上的空白，為推進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建設海洋強國的目標做出了貢獻。
撒萬里漁歌，攬萬里海疆。中國漁業堅定地挺進大洋，實施“走出去”戰略，是一個充分利用兩種資源、開發兩個市場、不斷創新發展的歷程。我國遠洋漁業能有今天的局面，是干出來的、闖出來的。
開放合作的中國漁業
新中國以開放合作的態度，積極參與全球漁業事務、積極開展國際漁業合作，不斷為世界漁業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力量”，展現負責任漁業大國的形象。
建國初期，我國就與朝鮮、越南、日本等國積極展開漁業友好合作。
1954年10月11日，周恩來總理在會見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和日本學術文化使節團時表示，中國愿意同日本談判解決漁業問題，并建議由兩國民間漁業團體舉行談判。當年11月，經國務院批準，中國漁業協會成立。
1955年4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協會和日本國日中漁業協議會關于黃海、東海漁業的協定》在北京簽訂。《協定》根據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對中日兩國漁業界在黃海、東海的一定海域的捕魚問題做了合理的安排。《協定》在我國沿海的“機輪拖網漁業禁漁區”“軍事警戒區”“軍事禁航區”和“軍事作戰區”的外側設立6個漁區，分別在一定期間內，規定雙方漁船人漁數量等。
1959年8月25日，中朝兩國政府簽訂《黃海漁業協定》，明確雙方漁船在黃海捕魚作用應遵守的事項、互相提供捕魚基地、漁船進入對方港口的程序、物資供應及海上氣象服務、電臺聯絡及海難救助等事宜。
1968年4月，中越兩國政府漁業代表在北京舉行會談，中方同意為越方培訓捕魚技術人員，向越方提供捕魚所需的海洋生產、航海等資料，繼續向越方人員進駐我港口、疏散漁船及后勤補給提供方便和援助。
中國與海上鄰國間，本著相互尊重、友好協商原則，長期保持政府間或民間漁業合作，涉及資源管理、作業許可、安全救助、對外援助等諸多方面，不斷簽署、延長、完善各類漁業合作協議。
在國際外交舞臺上，傳頌著“小魚苗撬動大外交”的佳話。1959年4月，周恩來總理向朝鮮首相金日成贈送100萬尾鰱、鳙、草魚魚種，分2批運抵平壤；隨后，金日成首相贈送我國的虹鱒魚運抵黑龍江水產研究所。周總理還曾把原產我國的200對金魚，作為國禮贈送印度總理尼赫魯。
作為一個海洋大國，中國大陸約有1.8萬多公里海岸線，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中國還對200海里專屬經濟區行使主權權利和管轄權，管轄海域內有海洋漁場70多個，約280萬平方公里。漁業對外合作，既堅守主權意識，又體現合作精神。
1996年5月，我國正式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原則，1997年11月、1998年11月、2000年12月，我國分別與日本、韓國、越南正式簽訂漁業協定，我周邊海域新的漁業管理制度框架基本形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都是國際漁業治理的重要力量，先后與20多個國家簽署了漁業合作協定、協議，加入9個國際或區域漁業管理組織，參與30多個涉漁國際組織活動，國際話語權不斷擴大，為鞏固我與有關國家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一帶一路”建設、服務國家政治外交大局發揮了重要作用。
201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印尼訪問期間，與印尼總統蘇西洛共同見證了《中印尼漁業合作諒解備忘錄》的簽署。
我國組織開展中韓、中越、中俄、中老聯合增殖放流，共同養護漁業資源。中俄黑龍江、烏蘇里江漁業合作，堪稱大國合作典范。向菲律賓贈送第二批東星斑及淡水魚苗，寫入中菲聯合公報。積極開拓對非合作，與桑給巴爾簽署漁業合作諒解備忘錄，舉行中國-塞拉利昂漁業混委會會議，拓展岡比亞、剛果（布）、利比里亞等新漁場。打擊IUU漁業活動，向南極委員會捐贈外籍漁船非法貨物拍賣款，建立中國基金。
我國積極支持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發展水產養殖、壯大漁業經濟，派出漁業專家對貧困國家開展漁業技術援助與養殖指導。自1981年起，我國漁業承擔多邊、雙邊援外培訓項目148個，為全球137個國家和地區，培訓了4千多名高級漁業管理官員和技術人才。目前在全球水產養殖領域，最受歡迎的就是“中國專家、中國技術、中國方案”。
國際漁業合作與遠洋漁業的拓展，對促進我國和平外交進程發揮了獨特作用。特別是在一些國家發生動亂和戰爭等關鍵時刻，中國農業發展集團漁業船隊發揮了救援搶險的特殊作用，僅在也門、幾內亞比紹、塞拉利昂以及科特迪瓦等國家發生的戰亂中，根據國家的部署營救我使館人員和僑民以及部分友好國家的外交人員2000余人，受到國務院有關部門的表彰，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贊譽。
漁業是個外向型的產業，我國不斷擴大漁業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漁業合作和競爭，提高了漁業競爭力，為世界漁業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積極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等不利影響，倡導自由貿易，每年舉辦一次的中國國際漁業博覽會規模躍已居全球第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水產品對外貿易取得了長足發展，水產品貿易量年均增幅達20%左右。1978年，我國水產品出口額只有2.6億美元。到2000年，我國水產品出口額躍居大宗農產品首位。從2002年開始，我國水產品出口一直穩居世界第一，一直是世界第一水產品貿易大國。2018年我國水產品進出口總量954萬噸、進出口總額372億美元。其中，出口量432萬噸、出口額223億美元；進口量522萬噸、進口額149億美元，進出口總量和總額均創歷史新高，與201個國家和地區有水產貿易往來。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中國是水產品生產大國，也是水產品貿易大國、消費大國。中國積極倡導水產品自由貿易，今后水產品市場必將更加開放。
規范管理的中國漁業
1986年1月，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這是新中國建立以來制定的第一部漁業基本法，體現了“放寬、搞活、管好”的精神，標志著我國進入了“依法治漁、依法興漁”新的歷史時期。
2000年10月31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的決定》，對漁業法作出第一次修正，將漁業法條文總數由35條增擴到50條。此后又于2004年8月、2009年8月、2013年12月先后進行修正。
《漁業法》正式生效以來，《漁業法實施細則》《漁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條例》《漁業船舶檢驗條例》《水產資源繁殖保護條例》《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等行政法規陸續出臺，漁政執法的科學化、法制化程度不斷提高。形成了以《漁業法》為基礎，以漁業資源管理、生產管理、水域生態管理、行政監督管理、漁船漁港管理等涉漁法律法規規章為補充的漁業法律體系。我國已有漁業法規和規范性文件600余部，漁業經濟生產活動與行政管理基本實現了有法可依。
我國堅持依法治漁、依法興漁，建立了養殖水域灘涂確權發證、捕撈許可、漁業資源增殖與保護等一系列管理制度，打擊電毒炸魚等各類非法捕撈行為，規范了漁業生產行為，維護了漁業生產秩序，加強了漁業資源的保護開發和合理利用，保障了漁業生產者的合法權益，促進了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漁業執法管理，依靠一支強有力的執法隊伍。伴隨著漁業法律體系不斷完善和管理任務的日益繁重，漁政執法隊伍也日益壯大。
上世紀50年代中期，相關省市漁政機構及海區漁業生產聯合指揮部逐步建立。1958年4月3日，水產部部長許德珩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水產部關于我部機構調整情況的通知》，明確設置漁政司，內設有漁政處和資源保護處等四個處室，標志著“中國漁政”作為管理與執法機構的正式建立。
改革開放之初，全國共設立漁政機構130多個，漁政人員2300多人，漁政船艇33艘，其中海洋漁政船27艘。1979年，原國家水產總局發文明確了漁政船的任務、設置、名稱、標志、編號等以及漁政工作人員統一服裝、標志等事宜。
改革開放之后，漁業執法機構數量和執法人員編制數不斷增加，漁政執法裝備水平不斷提升，漁政執法人員整體素質穩步提升，漁政執法隊伍規范化建設逐步加強。全國縣級以上行政區域基本都設立了漁政機構，共有漁政執法機構2780個，漁政管理人員3、9萬人，漁業執法船艇2581艘、8.4萬總噸。
全國共有2.88萬名漁政執法人員，通過了全國統一考試獲得漁業行政執法證。我國漁政執法有制度、有程序、有紀律、有監督、有規范的格局初步形成。
同時，漁政管理的執法范圍不斷拓寬。漁政執法領域由單一的漁業秩序和漁船管理執法，逐步向涉外漁業、資源養護、水生野生動植物保護、漁業安全、水產健康養殖和質量安全、“三無船舶”清理取締、海洋維權護漁、漁港監督以及遠洋漁業監督管理等多領域、多方向轉變。
2017年開始實施的中國漁政“亮劍”系列專項執法行動，不斷擴大執法領域，首次開展黃河全流域、國家級水生野生動物自然保護區、近海養殖水域灘涂環境、海洋漁船規范管理等專項執法行動，實現了海洋、大江大河、內陸邊境交界水域等重點水域漁政專項執法行動全覆蓋。
2018年“亮劍”行動共查獲違規違法案件3.45萬件，向公安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4356件、移送涉案人員8132名，各地查辦違法違規涉案人員1.09萬人，沒收違法漁獲物3868噸。查處電魚案件1萬余件，沒收銷毀電捕魚器具2.30萬臺（套）。
中國漁政還積極順應國際海洋制度變革，代表國家履行我國與周邊國家漁業協定及有關國際漁業條約，開展專屬經濟區、協定水域和公海漁政巡航執法，有效維護了國家主權和海洋權益，樹立了負責任漁業大國良好形象。
中國漁政船隊連續十余年在北太平洋巡航執法，并多次與美國海岸警備隊多次開展“太平洋聯合執法行動”，共同維護公海漁業資源與作業秩序。
中國漁政常年在我國南沙守礁、巡航護漁，擔負著維護我國海洋權益、保護漁民海上作業安全的重任，譜寫出“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奉獻、特別有作為”的“南沙精神”。
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后，原農業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公安部聯合印發了《港澳流動漁船管理規定》，自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原農業部港澳流動漁民協調小組工作辦公室，把港澳流動漁民納入管理服務范疇。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漁業生產，必須牢牢把住安全關。海洋捕撈漁業是世界上風險最大的行業之一，汪洋中的漁船，晝夜航行作業，遇到惡劣天氣、交通事故、操作適當，隨時可能發生船傾人亡的悲劇。在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的前期，沿海漁民為了生存發展，付出過沉重的生命財產代價，可以說“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對安全生產工作高度重視，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推進安全生產領域改革發展的意見》，首次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印發文件全面部署安全生產工作。要求堅持“黨政同責、一崗雙責、權責一致、齊抓共管、失職追責、盡職免責”。堅持“謀發展必須謀安全”“管行業必須管安全”“保民生必須保安全”。
2001年起，農業農村部建立24小時值班制度，通過衛星定位系統，全天候關注海上捕撈漁船動態；為出海作業漁船配備通信設施與安全求生裝備；建立漁船動態管理系統，對進出港漁船實施嚴格監控，依托漁港管船官人；制定了防汛、防臺風、防碰撞等一系列操作規范，組織漁民安全培訓；開展平安漁業示范縣建設，落實事故責任追究機制。
成立于1994年的中國漁業互保協會，對作業漁船和漁民生命財產開展政策性補貼保險，發揮了漁區經濟社會“穩定器”和“安全閥”作用，為漁業可持續發展構筑起安全保障網。
2003年，國務院頒布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船舶檢驗條例》，形成了以漁業法為母法，以檢驗條例為主干，以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以及覆蓋遠洋漁船、鋼質海船、內河漁船、玻璃鋼漁船等各類型漁業船舶的30多部法定檢驗規則，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漁船檢驗法規建設體系。漁船檢驗從源頭上遏制非法造船，捕撈漁船“雙控”管理，打擊取締“沙灘船廠”“三無漁船”，管控漁船設計修造質量，強化船用產品質量監管，引領并促進漁船裝備和技術水平的升級換代，為現代漁業建設保駕護航。
實踐證明，“依法治漁、依法興漁”對推動我國漁業產業結構調整、轉變增長方式，促進可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并為建設現代漁業奠定了堅實基礎。
多姿多彩的中國漁業
千年傳承的“稻漁共生系統”、興化垛田、桑基魚塘，以及正在興起的稻魚、稻蝦、稻蟹等綜合種養，集生態農業、循環農業、立體農業、精細農業為一體，顯現出多功能農業的價值魅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業漁業部門以市場為導向，著力延伸漁業產業鏈，提升價值鏈，不斷拓展漁業新功能，培育發展新動能。
2012年末，原農業部發布《關于促進休閑漁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充分調動漁戶、漁民專業合作社和龍頭企業等主體的積極性，合理引導各種資源投入發展休閑漁業。
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同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
2016年全國漁業漁政工作會議提出，促進漁業互聯網+發展，推進品牌建設，做好休閑漁業這篇大文章。
在市場力量的推動和政策的引導下，以休閑漁業為代表的二、三產業快速發展，培育了一批休閑漁業示范區，重點構建濱海港灣休閑漁業、都市型休閑漁業、海洋牧場休閑漁業等，打造全國知名的休閑漁業品牌。涌現出一批像查干湖、鯉魚溪、象山開漁節等最美漁村、漁文化節慶活動典范，一批像潛江小龍蝦、盱眙小龍蝦、陽澄湖大閘蟹等叫得響、過得硬、有影響力的漁業品牌，一批像舟山國際水產城、何氏水產等“互聯網+漁業”深度融合、現代冷鏈物流典范。
2018年全面提升推進，開展休閑漁業質量提升活動，印發《農業農村部辦公廳關于開展2018年休閑漁業質量提升年活動的通知》，首次發布《休閑漁業產業發展報告》，發布中國休閑漁業標識。在中國農民豐收節期間，舉辦象山開漁節、云南哈尼梯田稻花魚開漁節、盤錦蟹稻家歡樂節、千島湖人歡魚躍慶豐收等漁業特色活動，傳播漁文化，助推漁區經濟發展。
休閑漁業發展保持火爆勢頭，2018年，休閑漁業產值902.25億元，同比增長18%。旅游人數超過1.3億人次。
如今的浙江青田，農戶“種豐收也種風景”，建成了一批稻漁共生博物園、休閑觀光園，成為遠近聞名的農業特色觀光基地；一批特色鮮明的農旅活動，農事體驗等節目，讓游客品味稻漁美食、共享田園風光。
如今的稻漁綜合種養示范區，從東北黑土地到秀美江南，從塞上河套到西南梯田，每到收獲時節，處處魚米飄香，農家樂、漁家樂游人如織，盡顯“魚米之鄉”好光景。
水族觀賞，已經成長為一個產業。截至目前，全球已建成開放的水族館達到500余家，年接待游客接近5億人次；其中中國水族館數量超過200家，參觀人次近2億，約占全球總數的40%。水族館作為水生野生動物保護的重要場所之一，利用其優勢積極開展水生野生動物研究和保護，推動長江珍稀瀕危物種進入水族館，是借助社會力量進行珍稀瀕危物種保護的有益嘗試。
據中國休閑垂釣協會統計，全國的釣友達幾千萬人，休閑垂釣賽事等漁事活動在全國蓬勃興起。
同時，漁業由于具有較好的比較效益，是扶貧的好產業。2018年，農業農村部發布《漁業扶貧及援疆援藏行動方案》，提出以深度貧困地區、定點扶貧地區、環京津和其他片區為重點，推進漁業扶貧及援疆援藏工作。召開全國漁業扶貧及援疆援藏工作會議，成立漁業科技援藏工作組，舉行漁業科技援藏啟動儀式，推動構建資源養護和特有魚類產業體系。
通過多方籌措資金，加大對定點扶貧地區、大興安嶺南麓片區、新疆、西藏以及廣西三江、云南紅河等開展漁業產業扶貧技術示范的支持力度。在湖南永順縣顆砂鄉開展稻漁綜合種養扶貧項目示范，取得“畝產千斤優質稻、畝產百斤生態魚”的佳績。
為了治理、改善土地鹽堿化，在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東海水產研究所、漁業機械儀器研究所、黑龍江水產研究所以及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等科研單位助力下，在甘肅省景泰縣探索一條以漁還田、漁農并重的治堿治貧相結合的路子。
2016年，景泰縣鹽堿水首次養殖試驗喜獲成功，投放的鯉魚、鯽魚、鱘魚等品種生長良好，蝦苗成活率達60%以上；2017年，景泰縣對虹鱒、金鱒、七彩鮭的孵化獲得成功；2018年，鱘魚魚苗培育成功，對南美白對蝦進行大批量淡化，蝦苗不僅滿足本地市場，還銷往酒泉、張掖、銀川、內蒙古等地。全縣已抬田恢復耕地1200畝，改良治理鹽堿地2萬余畝，形成了“挖塘降水、抬田造地、漁農并重、修復生態”的治理經驗和思路。
中國漁業，豐富多彩。多彩漁業，賦予人們多彩的生活。(余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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